王国刚：围绕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中国银行业的40年砥砺前行
197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立，标志着中国银行业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40年来，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中国银行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IMI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王国刚提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放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央行、专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独立发挥功能的银行体系建立；商业和政策性业务分离、专业银行转向为商业银行；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加快国际化步伐。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创新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历史经验，其中包括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总方向、发展符合国情的金融体系和业务模式、发挥国有功能的银行业发展机制、坚持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创新、坚持强化法治和严格监管等。在新时代条件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将集中地表现在五个方面：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加快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机制形成，协调融资活动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比例，加大对外开放的程度，化解防控周期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以下是文章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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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历史要点
1978年以来的40年间，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放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是建立银行体系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银行业改革发展主要有三个要点：
第一，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管、以专业银行为主干、以股份制银行为辅助的中国银行业基本框架。1979年2月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1979年3月恢复中国银行，1979年8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纳入国家专业银行体系，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由此，形成了中国银行业的最初框架；1987年4月，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银行，随后，中信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等12家股份制银行陆续组建，扩展了银行业的框架。
第二，银行取代财政，成为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工商企业的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但随着改革开放展开，进入1980年以后，财政资金已远远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发挥银行信用的资金扩张功能就成为必然选择。1985年1月，在先期试点的基础上，“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拨改贷”)向全国推开，从此，银行贷款资金取代财政拨款资金，成为经济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中国经济发展从资金短缺起步，但却没有陷入贫困陷阱，银行信用功不可没，但同时也使银行承担了巨额的改革成本。
第三，银行的独立经营机制开始形成。1986年1月，国务院在《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强调指出：“专业银行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从此，银行业迈开了扩大自主权、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步伐。
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是向商业银行发展的阶段。1992年10月，中国十四大召开，明确了经济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为目标，由此，明确了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改革方向。
这一阶段银行业改革发展主要有五个要点：
第一，界定了银行业的专业化经营运作方向。1993年7月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标志着“整顿金融秩序、推进金融改革”的工作的启动。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为抑制经济过热势头，实行了金融机构与其所创办的实体企业分离、金融各业分业经营的“两个分业”政策，剥离了各家银行经营运作的证券、信托、保险等业务，推进了银行业务回归本业。
第二，分离了商业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据此，1994年初，在国务院领导下，将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剥离出来，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农业发展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使得工、农、中、建四大行能够集中精力发展商业性业务。
第三，推进了银行业的法制化建设。1995年之后，先后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票据法》等一系列金融法律，规范了商业银行的权利和义务、业务范围，为商业银行进一步改革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四，充实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7年3月1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定向发行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这一举措，既积极推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发展，又为此后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准备了有利条件。
第五，剥离不良资产。1999年，根据国务院的统一安排，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剥离出了1.3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同时，组建了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专职处置这些不良资产，为国有商业银行轻装迈入21世纪打下了良好的资产基础。
第三阶段为2000-2017年，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阶段。市场化发展既包括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各项内容也包括它们的国际化发展的各方面进展。
这一阶段银行业改革开放主要有六个要点：
第一，加快公司制改革和发股上市进程。2003年12月30日，中央汇金公司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入450亿美元的资本金，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迈出了公司制改革的决定性步伐。此后，在完成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司制改革、资产重组等基础上，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发股上市，2006年6月中国银行在香港发股上市，2006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同时在港交所和上交所发股上市，2010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在上交所和港交所发股上市。公司制改革和发股上市，推进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转变，使得它们的公司治理、业务取向和经营机制更加市场化。
第二，中资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明显提高。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银行业进入了五年的过渡期。一些人担心，随着外资银行的加入，中资银行在“与狼共舞”中将处于劣势。但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业务转型，中资银行不仅没有走弱而且交出了一份骄人的业绩。与2003年相比，2017年底银行业资产总额从27.66万亿元增加到252.4万亿元，增长了8.13倍，银行业不良贷款及其比重分别从2.44万亿元和17.8%下降到1.71万亿元和1.75%，2017年底银行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5%、资本充足率为13.65%，银行业的净利润达到1.75万亿元、资产利润率达到0.92%、资本利润率12.56%，均明显高于外资商业银行。
第三，银行业监管强化。2003年4月25日，中国银监会挂牌成立，此后，它从制度、法治、机制、指标、流程、技术、数据和信息公开等方面加强了银行业监管的规范性建设，为中国银行业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四，加速国际化进程。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资银行加速了海外业务的发展。到2016年底，22家中资银行在63个国家和地区共设立了1353家分支机构(其中，一级分支机构229家)，由此，增强了中资银行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存在程度和业务竞争力。
第五，业务结构更加完善。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实体经济需求增加和金融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家银行不仅积极拓展各项中间业务(包括银行卡、代理委托、托管、结算等)，积极发展各种理财产品、增强资产管理业务能力和私人银行客服能力，而且利用互联网、手机等载体开展各种交易业务(包括代理外汇买卖、黄金交易和其他金融产品交易)，优化了服务网点的设置和服务内容。与1999年相比，2017年银行业“资金运用”中“各项贷款”所占比重从76.06%降低到61.95%；2017年底，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已达22.65%。
第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2006年底，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中国境内的银行业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开始享受与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真正形成了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同台竞争的格局。2006-2016的10年间，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从14家增加到39家、从业人员从16724人增加到45613人、资产总额从8194亿元增加到3167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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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在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大国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创举。与此对应，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中国银行业，也是国际金融历史中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40年来，中国银行业紧密结合中国国情，以不忘初心的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发展中持续创新，既有效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银行业发展之路，构建了以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主体，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为两翼，以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财务公司、农村信用社、各类金融公司和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多样化存贷款金融机构为补充，功能比较齐全、能力比较充分、服务效率较高的银行体系，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总方向。对中国银行业来说，40年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从1993年下半年的金融秩序整顿到1999年的不良资产剥离再到2001年入世后的国际竞争，从2004年的公司化改制到2009年以后的金融创新再到2016年以后的“去杠杆”，对银行业改革开放中的是非功过及其有效性，各种非议不绝于耳，各种认知摩擦也时常发生。这些认知的差异和非议，既有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也有来自套用西方理论和现实的影响，还有来自对银行业运行风险(乃至发生危机的可能性等)的种种担忧。但中国银行业能够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总思路，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紧紧围绕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主动展开金融创新、切实扩展金融服务范围、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扎实提高金融运行质量。40年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有过波折也有过调整，但没有犯来回折腾的错误，也没有出现大的差错(更没有引致金融恐慌和金融危机)。40年的历练，使得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空前提高。
第二，坚持符合国情的金融业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伊始，中国金融业就面临着发展模式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展开了以资本市场为导向的金融创新，一些人强调银行业已步入日渐式微的衰退进程；同时，受计划经济中依靠财政资金搞建设的影响，一些人担心运用银行信用的借贷机制将给国有企业带来严重的债务风险。但中国坚持从国情出发，以实践为第一标准，果断选择了以发挥银行业功能为基本点的金融发展模式，充分利用银行信用的特点，既有效缓解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状况，又通过银行业发展为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和租赁业等的发展创造实践条件。回顾40年间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的银行业(从而银行信用)功能发挥，实体经济部门很可能陷入资金严重短缺所引致的贫困陷阱之中，又如何谈得上90年代之后的证券业、信托业和保险业等的蓬勃兴起？事实上，银行业发展在中国金融各业发展中起着“压舱石”和主导力量的作用。
第三，坚持发挥国有功能的银行业发展机制。中国银行体系的建设起步于改革开放的最初5年左右时间。工、农、中、建等专业银行的设立，既受制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又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但它们通过充分运用银行信用机制有效地支持了工商企业的运行、各种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实体经济部门的改革发展，同时，也付出了多达万亿元计的不良贷款代价。可作对比的思考是，如果不是实行国有独资的专业银行体制，而是一开始就实行民营银行体制，那么，且不说在缺乏政府信用支持的条件下民营银行是否能够顺利地筹集到足够多的运营资金，仅仅巨额不良贷款就足以令民营银行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了：要降低贷款的不良率，就要减少对实体经济部门运行和投资的贷款数额，由此，将严重影响银行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程度，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要发挥银行信用功能，就将增加不良贷款数额和比重，但民营银行又缺乏足够的承受力。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实践看，工、农、中、建四大行实行国有独资的体制无疑是对各方均有益的选择。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和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国有独资银行在改制中转变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既有利于推进银行业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又能够有效保障中国银行业在加大对外开放程度的背景下中资继续处于总体可控的地位，避免银行业(从而中国金融业)运行发展遭受国际资本的严重冲击。
第四，坚持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创新。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创新成为国际金融发展中令人瞩目的一个主流现象，不仅新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而且新的金融运作机制、流程和市场交易方式也纷纷亮相。面对国际金融领域纷繁诱人的新现象，中国银行业立足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借助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进步，既不简单冒进也不严重滞后，在风险可控的支持下，适时推进了相关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其中包括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开了网上缴费、网上交易和手机银行等，通过理财产品增强了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综合经营、货币市场操作等运作能力，通过发展中间业务改善了业务结构、资产结构和收入结构。40年间，中国银行业在体制机制、市场运作、金融产品、风险防控、经营模式等方面的各项创新进展顺利，有效提高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城乡居民金融交易便利程度和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没有引致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使得金融风险始终处于总体可控范围内。
第五，坚持强化法治和严格监管。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条件下的市场经济，银行业的经营运作带有很强的外部公共效应。对中国金融业而言，银行稳则金融稳，银行活则金融活。协调好“稳”与“活”的相互关系，仅靠行政机制有着明显缺陷，更多的还要依靠法治机制中的规范。1995年以后，在总结前期十几年实践经验和借鉴发达国家法治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先后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与银行业经营运作相关的法律制度，同时，以管控金融风险为重心，按照巴塞尔协议Ⅰ至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强化了对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保障了中国银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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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条件下的中国银行业发展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总判断，强调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新时代条件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将集中地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积极推进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在构建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一方面从实体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银行业不仅要在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在缓解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为改变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与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做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在日益专业化的金融市场竞争中，银行业将积极突破传统存贷款业务的局限性，扩展业务范围，提高服务实体经济和财富管理的能力，为满足各类服务对象的多方面金融需求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供给。
第二，深化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利率和汇率是金融产品的基本价格。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使利率和汇率循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而形成和变化，使它们成为引导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价格信号。由此，一方面要改变在存贷款市场中银行业的卖方垄断格局，大力发展与存贷款有着明显替代效应的金融产品(如各类债券、资管产品等)，提高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各自的市场选择空间，推进银行业的资产结构、业务模式和市场运作架构的改革。另一方面，需要深化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减少央行对汇市的日常性调控操作，既增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代理外汇交易方面的功能，又拓展它们在开发外汇交易对象方面的功能，使得各种汇价能够充分反映经济基本面变化同时，也能够充分反映汇率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
第三，有效推进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比例关系协调。资本性资金严重不足，是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发展中面临的一个严重不足。这一现象与中国总体上的资金相对过剩是矛盾的。引致这种矛盾现象的主要成因在于，中国高储蓄所引致的巨额资金以存款方式进入了银行体系，以贷款方式进入实体经济部门，由此，大量本可形成资本的资金转化成了债务性资金。银行信用引致的债务性资金扩张，不仅导致了实体经济的高杠杆率和债务负担过重，而且也引致了金融运作在高风险中展开。在加大直接金融发展并提高其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过程中，银行业有着巨大的施展空间，其中既包括通过投贷联动、债转股、资产证券化、支持实体企业发行长期公司债券等业务，增加实体企业发的长期资金，也包括通过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将资金引入资本投资领域，还包括通过财务顾问、投资顾问等机制，利用信息优势，引导股权投资机构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拓展直接金融。
第四，加大对外开放的程度。一方面提高银行业等金融机构中的外资占比(如准许外资控股)，放宽对设立外资银行的限制，扩大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人民币业务范围，同时，逐步有序地开放中国境内的金融市场，将银行业对外开放范围从机构的资本构成层面扩展到金融市场层面。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加快培养中资银行的国际运作团队，增强中资银行在全球化金融市场中配置金融资源的竞争力和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
第五，切实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银行业经营运作建立在高负债基础上，属于“高风险”金融产业范畴；但同时又拥有管理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各种工具、技术、流程和机制，有着很强的化解和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属于“控风险”的主力军。在信用经济条件下，银行信用持续创造着债务资金，债务风险成为最主要的金融风险来源，由此，管控金融风险的重担必然落地到各家商业银行的经营运作全过程。一方面要切实贯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强化内控体系建设，有效防范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另一方面，在业务转型过程中，通过强化资产结构调整和负债结构管理来降低经营运作风险，同时，通过强化资产组合的风险管理，拓展资产管理业务。此外，银行业的经营运作带有很强的顺周期特征，有效防范由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带来的风险，做好相关应急预案，也是构建防范风险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刘明康主编：《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30年》，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
3.吴晓灵主编：《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大事记》，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
4.李扬、王国刚等：《中国金融改革开放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
5.郑万春：《中国银行业改革历程与趋势展望》，载《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编辑 高庆如 何子晴
来源 中国网财经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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